My daily readings 11/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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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光旦一生都在力倡的通才教育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当我们走过了近50年的专业化教育的弯路,且痛感这一弯路带来的国民人文素质衰退的时候,重提潘光旦,重温一下这位集科学家的睿智和文学家的文采于一身的教育家的思想,重新认识一下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力图为人类寻求一条中和位育、遂生乐业之道”(费孝通语)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对正在呼唤通才教育和人文关怀的当代中国教育界是大有裨益的。
    • 不过此时的“社会教育”已从先前的为极权统治者培养奴隶变成了为金钱培养奴隶罢了。毋宁说都不是潘光旦所说的培养“健全的、完整的人”的教育。潘光旦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必须在每一个人身上着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个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为了促进个性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的境界,成为“完人”。专家人才必须完成人的教育后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的意义上的专才,否则只能是优良的工具。
    • 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教师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潘光旦在这里特别强调的培养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是“自由教育”的精义,只有这样,教育才能真正进入“自我”状态。所谓“自求”至“自得”,便是水到渠成了,“自我”便达到了教育的目的——成为“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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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公民呵护教育、抵制宣传的勇气和精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具有一种启蒙作用。也就是说,要明白教育的真谛,首先要有区分宣传和教育的能力。
    •  早在1940年,潘先生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
    •  潘文发表后,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又撰写《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于是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就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品质,则无从谈起。拿这个标准反思当前的应试教育,真让人不寒而栗。
    •   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得快,来得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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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 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30%
    •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反抗、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来解决财政危机。

    •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的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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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际上历次危机过后调整最大最快的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政府。从去年开始,特别是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美国金融业界已经有了非常快的自我修复,比如对冲基金行业在尽职调查方面有很多突破,过去6个月里很多投资者找基金管理者签一些协议,使他们每天都可以打开基金的账簿,到托管银行里随时查看基金的投资组合,这在几个月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市场的反应远远比监管机构、比国会立法要快得多、广泛得多。我们必须相信,人们在管理自己钱的时候,肯定要比官来管理我们的钱更靠得住、更负责任。
    • 只要这种国进民退的趋势被继续强化,让国有经济的比重继续增高,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的愿望就很难实现,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第一个后果。

        第二个后果是,中国的就业增长必然会走下坡路。道理很简单,过去10年里,尽管每年投入国有企业的资金平均是投入民营经济资金的3.5倍左右,但在就业方面,国有经济平均每年损失掉100万个就业机会,是负贡献,而民营经济过去10年里每年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在400万—600万之间。

        第三个后果,对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就业机会减少使得接下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会继续恶化,由此对劳动力价格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因为这7万亿的投资去向,至少未来一两年内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工资下降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第四个负面后果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常不利。越来越强化的国进民退,使掌握在国家手里的财富越来越多,政府会把这些钱花在基层设施和大的工业项目上面,尤其是高污染的重工业。如果把更多的收入和财富留给民间,让老百姓去花,他们会把这些钱花在跟民生和消费品有关的轻工业上。

        第五个后果就是使得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停滞不前。根据我对不同国家的时政研究,结论很明显,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法治水平就越低。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大儿子,有人违约的时候,从法院到全国人大再到政府的行政官员,他们会更偏袒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答案不言自明。这种法律面前、行政权力面前不平等的事实维系的时间越长,对于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侵蚀程度就会越恶劣。

    • 总裁很轻易就能解雇其他人,自己却能上不能下。从绩效考核的角度,每个行业不一样,每个行业里的企业都不一样,所以想统一制定一个业绩考核标准是很难的。根据我的了解,一些大央企的集团公司下面的上市、非上市子公司有多个,对国企的审计也不是很严格,在财务上关联交易做手脚的空间还是很大。我自己也做企业管理,知道这种业绩考核真正做起来还是很难的。

        如果国有企业可以产生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话,为什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没有激发出来呢?当年前苏联也没有做到呢?道理很简单,大国企的管理层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利益,不是企业赚钱的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而是他自己在国有体系里的级别如何才能上升,是级别的最大化,而不是企业收益的最大化。这里面带来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规模做大不一定真的强,比如中国的三大国有银行在规模上已经排到了世界前几名,但它们的赢利90%多都来自于利差,等于是中国人民银行送给它们的礼物,而不是真正靠市场竞争得到的优势。这是一种虚胖,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很多人主张把中国的金融体系封闭起来,不允许外资进入。这就像我们教小孩子游泳一样,不让他下水,长大了让他去拿冠军,十有八九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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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背后我们也要知道,如果没有金融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整个社会收入的上升、没有经济足够的发展,(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的),除了国有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也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就业机会,还有住房市场化的改革,你在哪里拿到收入、在哪里买房子(都由你自己决定),这些房子是你自己买的,它和你的工作单位脱钩,即使芙蓉姐姐的领导、同事不喜欢芙蓉姐姐,她也不用害怕,因为她可以在外面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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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志武:我在《金融的逻辑》中没有提及宋鸿兵的书,只是驳斥了“西方的崛起时靠掠夺”这样的观点。比如畅销书《白银资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兴起,是因为它们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掠夺了大量的白银,这样才使西方有了“钱
      ”。其实,只要有了便于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银作为“钱”的价值就没有了。制度的优劣决定了一个国家“钱”的多寡。
    • 金融市场不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带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中国应该进一步地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和管制,应该允许更多的个人、民营企业开一些金融服务公司,这样可以让中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带来的好处。
    • 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中国特色”。但是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人性都一样,最核心的就是要过得更好。这种追求具有普世性,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行为、文化、社会团体和制度架构。因此,只要是能让中国百姓过得更好的制度,就应该推崇,“中国特色”不是挡箭牌,西方制度也不是“洪水猛兽”。
    • 陈志武:“政府穷民间富”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民间富有应该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政府穷则有利于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英国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215年,英王签署《自由大宪章》,国王与社会约法三章,国王不能侵犯个人财产,不能随意改变游戏规则。但在英国,现代民主法治架构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建立的。中间这40
      0多年的折腾,英王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发生很多次变化。400多年间,一旦英王钱多了,就解散议会,单方面说了算;若没钱了,则恢复议会。英国历史充分证明国家如果太富,民主法制建设就会受到阻碍,既然朝廷不需要向民间征税,则不需要求老百姓,自己的政策不在乎老百姓喜好。

        英国的经验适用于今天任何国家。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而“国富民穷”必然迫使老百姓为了生存而求着政府,当饭碗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民权与法治只好让位给权力。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政府太富有就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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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融的发展与交易信用密切相关。在中国,儒家以“三纲五常”划分等级,其相配套的文化价值的基础单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家族。我们说儒家文化抑商,其实还是儒家只认血缘亲情,排斥“家”之外的经济交易。

      而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例如住房按揭贷款,这项工具的出现,使年轻人可以用自己未来工资和其他收入折现,自力更生买房、结婚,而父母将积蓄买养老保险、基金,这样家庭内部的关系就不以金钱交易为主,而更侧重感情了。而金融证券的发展对于个人的好处就是帮助我们摊平一辈子的消费水平,让我们不至于一会儿挨饿,一会儿钱多得无处可花。

    • 在今天的中国,谈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会要求男朋友有房子、汽车,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这样农村出生长大的小孩,尽管也许有才华,未来前景也好,但如果没有按揭贷款,我们怎么和那些家庭背景更好的年轻人在恋爱市场上竞争?

      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了,但每次都促使金融法律与监管体系的改良,让美国整体资本化和金融化能力更上一层楼。对于中国,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建设性地去跟踪、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崛起帮助无穷,而不是得出错误的结论,强化“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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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志武以农业和腾讯的商业模式对比来举例。他认为,农业的产出与投入的关系,总体上是非常强的线性关系。每一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即便再勤奋,最终没办法颠覆产出跟投入之间的线性关系给你带来的约束。过去几千年,农业没有创造出来亿万富翁、百万富翁,就是因为投入跟产出是线性关系。

      而腾讯的模式不同,像腾讯这样的公司,投入跟产出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要不就是没有关系。陈志武举例,在QQ空间中,买个帽子2块钱,设计这个程序只要一两天,如果有一个亿人去买,将产出两个亿的收入。跟现金投入基本没关系。而腾讯毛利率高达70%,净利率是40%。陈志武说,腾讯这种商业模式在人类的历史上,简直就是一种奇迹!

      在阐述过商业模式后,陈志武幽了媒体一默。他给媒体人一个建议:要尽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资本性的投入上,而不是放在消费性的投入上。如果每天花的时间写文章完全跟新闻连在一起,但这种新闻性文章一旦明天在报纸上登出以后,从此以后没有进一步的使用价值,这种投入对未来的收益流基本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如果你是把时间花在写有更久使用价值的文章,还可以写书,也可以办论坛,可以产生一系列不断的影响,就像腾讯QQ空间帽子的销售一样,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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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离开印度,经过25小时的飞行,现在到了纽约,算是结束了印度之行。其实,印度对中国的贡献很大。别的不说,就以佛教为例,是佛教在汉朝进入中国后,给中国人带来后世世界,让我们对人死后的世界有了一套系统的信仰学说,增加中国人面对死亡的能力。
    • 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有那么多的不对称。印度人对中国的情绪很强,主要是因为1962年中国对印的战争,使印失败。结果,从那以后,中国人不把印度当回事,中国人的关注点在美国和日本上,不在印度上,而印度人则盯上了中国。就这样,在印度讨论发展,是离不开中国的话题,可是, 中国人对印度的兴趣并非对等地高。但是,总体上,两国社会间的误解很高。
    • 印度的排外与封闭不亚于当年的中国,各地旅游景点,对印度公民是25卢比,对外国人是250卢比。许多外国流行的品牌,包括医药和日用品,在这里都没有,但都可以找到其印度的仿造品。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一些印度企业打着保护民族产业的名义,把外国产品禁止在外,然后自己的公司去仿造,并随后垄断。做出牺牲的是谁?是老百姓消费者!
    • 真是很有意思,在中国大家都谈中国经济最早走出危机。在印度大家谈印度经济最先走出危机,并总结经验教训。原来各国都有自我陶醉的情结。其实,印度今年增长预计是6·7个百分点,明年增长9个百分点,且这些增长是在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大刀阔斧政府救助情况下实现的。你说印度的模式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 今上午的第一个议题是教育,印度的教育体系如何才能为印度经济和企业带来全球竞争优势。当然,中国的问题更严重了,中国企业走到非洲,到拉美,有几个人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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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志武: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要利用一些借贷产品,还有其他金融产品把一辈子的收入尽量拉平,这样可以让年轻时钱可以多一些,老了以后钱可以少一些,但是带来的总结果,是每个人一辈子的幸福可以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不同的金融产品除了提供买房子、买汽车这些选择以外,在创业这方面,也可以有一些灵活的空间。
    • 陈志武:如果一个年轻人通过按揭贷款去买房或买车,然后买更好的衣服,生活得更舒适,他在工作上也会更自信,他去谈生意的时候,带来的机会和收入以及所谈项目的成功概率等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可以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他未来赚到的钱可能会更多。如果把花钱看成是对自己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就会发现实际上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消费,因为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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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尚往来”是中国传统观念,中国人往往送礼的时候,处于对方在自己心里的份量考虑,会送很重的礼品,精包装排场大。而外国人送礼往往是一个大盒子里面还有一个个小盒子,最后可能是一块巧克力,或者是自己写的诗歌,亲手做的小礼物等。中外送礼观念的不同在陈志武教授看来,中国人送礼也是一种投资,希望对方帮自己去办事情。而西方社会送礼更多的是表达一种友情,而不是礼品的价值。陈志武教授指出,其实,友情网和亲情网有非常强的替代作用,此消彼涨,当金融市场发达以后,最终将把个人从关系网中解放出来。 
    • 陈志武说:“芙蓉姐姐现象维持了好几年,尽管很多人不一定喜欢或赞成这种风格,但这个现象说明了中国社会自由空间的变化。芙蓉姐姐也可以拿今天的收入去买养老保险或这方面的金融产品,她的未来都可以用自己的一双手安排得很好。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对个人解放带来影响最好的样本之一,价值是非常高的。”
       

        
      陈志武进一步指:90年前,当“五四运动”的时候,不管是左派的知识分子还是右派的知识分子,都在追求自由和个人解放,但是当时没有几个人理解金融市场对于实现个人自由和解放个性的支持意义。这一次金融危机之后,让许多人对金融的兴趣提高了很多,在这个时候,需要通过这些很细小但是又很具体的生活细节,来理解金融市场带来的好处,理解这样的金融逻辑,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的更良性的转型,都会非常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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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志武教授:不久前,我对北京、成都、济南等城市以及一些农村的县城进行了调查,询问被调查者为什么要生小孩,三个选择分别是因为爱小孩、养子防老和传宗接代,结果在北京被调查者有62%回答是因为爱。其他省会城市这一比例大约是55%,县城是40%,而农村仅仅有21%,农村有70%的人回答是养子防老。

      从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家庭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外,那些买了保险或养老基金的人更会倾向于回答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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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习惯,造成中国人本能地认为人是属于社会的,必须要约束起来,要不就乱了。所以,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有规矩、秩序等,人就没有自由。中国知识分子,更不用说统治者,历来就是惯于把人当工具看,而不是把人当人看,所以在中国就没有出现诸如人的权利学说。在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只有“救中国”的情怀,而没有听说过知识分子要有“救中国人”的情怀。现在“中国”强盛了,但还是没有听到几个人说该救中国人了。

      中国的很多问题,在于人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回想我们走过的60年,前30年,首先是把过去的制度摧毁了,但加上去的是更具强制力的制约;后面的30年里,又是重新推回去,恢复基于自愿选择的市场制度,社会随即变得开放,把人要过好生活的本能冲动和能力释放出来,自由度提升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提高。可是,作为个人的“中国人”还是没有完全解放。

    • 看待时间进程,有几种方法。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时间,一天24小时,太阳起落,日月更替;第二种是用朝代,比如是万历多少年、康熙多少年、乾隆多少年。

      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计时方法是,用人类的进展程度来算。人类文明的几千年来,农业社会占主要的,比较稳定,人均GDP增长不大。从公元元年到公元1880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一倍,我们可以把“世界GDP翻一倍”作为一个时间单元。从公元1880年到现在,世界人均GDP翻了7倍,也就是,在最近这自然时间一百二十几年里,世界进步了7单元,而之前的一千八百八十年里,世界才进步一单元。

      中国怎样呢?从秦汉到清末,人均GDP两千多年来基本没什么变化,呈现一种静态的面貌,也就是按人均收入增长幅度算时间,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没有动过。从清末到现在,一百多年里,中国人均GDP翻了6、7倍,根据人均收入增幅定义的相对时间是往前迈出了7单元,其进步大大超过民国之前的两千多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确支持了中国社会,但那两千多年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点,没有动过,社会基本上是死水一潭。也就是说,那种社会文化与制度只经历过一种时态的检验,而不是像人们说的经历过漫长时间的检验。这种社会进程是有问题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过去中国的社会秩序写得很清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死水一潭!

      现在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幅度远非过去能比,市场扩大,市场跨地区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等现象都已经比较明显。在这样的新背景下,儒家主张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终于有一次大的挑战,过去的制度显然不再适用了。

    •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个人的幸福,而个人的幸福,既表现在是否吃得饱、穿得暖,也更体现在人生活得是否体面,是否有尊严,是否有创新的自由,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说到底,就是要“活得像个人”。人不是工具,被别人随意使用,人的价值超越工具。个人的自由解放才是最终目的。
    • 陈志武:谈到中国的纠错机制,我觉得有两方面。一个是在大制度框架层面,一个是在技术层面的纠错机制。目前来说,前者难;而在技术层面,在货币政策、财经政策、住房贷款这些方面能够应对短期的危机。我觉得,在技术性政策层面,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有技术专家或者说技术官僚,一些司局级、副部级、部级等官员,他们做得专业、客观。

      但,在大制度框架中的纠错机制,则是非常有限的,现有的纠错空间很小,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比如在经济增长模式方面,需要从出口依赖型到依靠国内消费的转型,但是,这就需要国有财产的民有化改革,可是,到目前,这些仍然没有做到位。

    • 《出版商务周报》:当前是在国家本位的观念下,“国富民强”的逻辑非常流行。而您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提到了,富有的政府是不利于发展民主、法治的。

      陈志武:以往的理论告诉你,你是国家的一员,整个国家的财富都有你自己的一份,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传统的臣民观的引导下,以为国家富强、政府强,民间社会就一定强。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政府富有,改变的动力就不足,因为政府富有之后,不需要老百姓的同意、不需要老百姓手里的钱,朝廷、政府照样能做事、能为所欲为,包括不断扩张权力。是如此,中国的历史也如此。在中国,前不久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活得很苦。在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民间社会空间不会大,也就不能发展,权利就会被权力淹没。国富并不必然意味着民间也富,民穷照样能发生。

      实际上,在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国家财政的不充裕往往对政权有约束作用,会阻止政府权力的扩张。相反地,一旦这些政府很富,一旦政府不需要求着老百姓纳税时,那么,政府权力就会立即扩张,民间权利就会被挤压。通过研究历史看是这样,普通人都能理解。但是,这样的常识却没有在我们大多数人那里形成共识。

Posted from Diigo. The rest of my favorite links ar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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