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aily readings 09/3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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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re dismissed as toys because when they are first launched they “undershoot” their users’ needs. The first telephone could only carry voices a mile or two. The leading incumbent of the time, Western Union, chose not to acquire telephone technology because they didn’t see how it could be useful to businesses and railroads – their best customers. What they failed to anticipate was how rapidly telephone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would improve. The same was true of how mainframe companies viewed the PC, and how modern telecom companies viewed Skype.
    •   我对辛亥革命有个基本评价,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有限革命,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换制度,可以称之为政治革命。几个不同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张謇和梁启超等代表的立宪派、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没有绝对优势,最后只能达成政治妥协。所以,民国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在这个历史环节当中,我们还不能忽略最高决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过三年,真正干政不过几个月,但她对历史的贡献要远大于掌权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
    • 尽管是被动的、无奈的,但能走出这一步的统治者还是值得肯定的。中国由帝国顺利进入民国,这当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由此,弱势的她在历史中的作用却主要是正面的,而强势的慈禧却主要是负面的。
    •   观辛亥以来百年的成败得失,历史给予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在这一轮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能避免走弯,尽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会代价,以节制的、渐进的却是坚定的方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新的道路,抵达民权主义的彼岸,一个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让每个中国人都活得有尊严的社会。这是百年来这个民族最大的一个题目,也是一百多年没有做完的一张考卷。

        

        说到底,民权主义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

    • 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
    •   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但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作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 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 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 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居然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所以,大部分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  当时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   1910年,四川成立陆军第十七镇。成立大会上,总督赵尔巽乐呵呵地祝酒,说:“为川人庆,为川人贺!”昌衡突起立,抗声反对:“卑职认为当为川人悲,为川人吊!”赵大不悦,问:“此话怎解?”昌衡答:“十七镇的枪炮,都是日本不要的废物;统兵的人,不是军人,全是废柴。真是械不可用,将不知兵。然兵犹火也,不整将自焚。大帅练兵,只是自焚,焉用贺?所以为川人悲,为川人吊!”赵又问:“谁是将才?”昌衡复答:“昌衡就是将才!”赵环指一座归国日本士官生,“他们不是?”昌衡冷笑不答,旋大踏步离席。庆祝盛典,不欢而散。但川籍军官,认昌衡为川人出了怨气,长了面子,自此服膺昌衡。
    • 昌衡自乱兵中突围,至凤凰山新军驻扎处,收拾兵卒百人,慷慨陈词,泪如雨下:“全川存亡,在此一举,只要众军听命,昌衡愿作先驱,生死不计!”并拔军刀斩断一树,“若有畏缩,同如此树”。众兵深受感动,愿效死力。
    • 昌衡新上任就面临军事危机。其时重庆也成立了军政府,因赵尔丰未死,认四川军政府与赵同流,由夏之时领兵讨伐成都。赵尔丰的旧部将傅华封又率边防军挺进成都,欲灭军政府救赵尔丰。当此际,杀掉赵尔丰就成为破题之必选。昌衡本不想杀赵尔丰,因后者对他也算有知遇之恩。但刀剑迫人,他已顾不上那么多了。

        

        12月21日,昌衡单独拜访赵尔丰,巧言与赵结盟,并使赵将其最后的武装力量——三千巡防军交军政府接管,听尹昌衡指挥。是夜,昌衡调重兵暗中将督署及南苑全部包围,又派人在东门城楼架起大炮,直指南苑。

    • 再过一年,1913年底,袁世凯以议决川边诸事为由召尹昌衡至北京,同期而至的还有蔡锷。两人一到北京就被软禁。昌衡更险些被屠。原来,赵尔丰之女嫁了袁世凯之子,要为父报仇,幸陆军总长段祺瑞与昌衡有师生之谊,才以“亏空公款”的罪名轻判徒刑九年结案。1916年袁世凯死,昌衡被特赦出狱,又被黎元洪软禁数年。此后他得归乡里,隐居遁世。其寓所曰“止园”,取“知其所止”之意。
    •  川汉铁路预定路线自宜昌、重庆达成都,全长约1175公里,由四川人负责修建,全部预算为约7257万余两。川汉铁路的股本来源有四:认购之股、抽租之股、官本之股、公利之股。其中“租股”为最大宗,占川汉公司实收全部股金的78.4%,抽收办法是:“凡业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实收数,百分抽三。”征收对象不仅包括四川省大中小地主,而且及于广大自耕农和佃农,使多数川人与这条铁路发生实际的经济利害关系。这也是保路运动在川能动员广大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
    •  由于自己不干净,最初川汉铁路公司并不反对清廷收回路权,只要能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如学者周锡瑞分析的,“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士绅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约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
    • 其实,此时如果清廷接受川汉铁路股东照数归还路款的要求,事情仍有转机。但6月17日,清廷宣布川汉铁路处理方案,拒还已用款项,更以“国家股票”形式攫取现存路款,同时下令查账目以示威胁。川省绅商不能接受这个方案,国家不予补偿亏空就夺走路权,意味着亏空永不可能补回来,那该由谁承担责任,又由谁分担损失呢?就人情而言,川省绅商的反应可以理解。但清廷的做法似乎也不理亏——川汉公司自己挪用款项去投机以致亏空,凭什么要国家为你买单?
    •   当说,川督赵尔丰还算能吏,他在8月27日致电朝廷,建议当局不要再颟顸从事。

        

        赵尔丰的苦口婆心未能唤醒朝廷。盛宣怀与端方并非不知道局势严重,但前者为经营铁路可能产生的巨额利益,后者为运作四川总督进而返归重臣之列,坚持以强硬手段应对。9月2日,清廷下令赵尔丰切实弹压川民。9月5日,赵尔丰回电说,还是希望先抚,并警告说可能遇到庚子年间的乱事。但这时的赵尔丰已经扛不住了,端方不断上书弹劾他,盛宣怀也煽风点火,朝廷数次强硬下谕,而四川这边又民气高涨,傲慢无礼,他夹在中间,不但扛不住,也受够了。

    •   遗憾的是,9月8日,清廷又下谕令赵尔丰查拿首要先行正法。赵尔丰没有照办,他知道再杀下去,立刻就激起更大民变。但事已至此,他也没有什么退路了。9月11日,赵尔丰发布拿办首要蒲殿俊等告示,指后者非是争路,实是背逆朝廷。这等于定性保路运动为“反革命暴乱”。

        

        即使在此时,清廷还有第四次机会。9月20日,受命前往四川平乱的岑春煊并不赴任,而是致内阁代奏释放蒲殿俊等及发还路股电,建议川汉铁路商办期间一切亏损、挪用、倒账,均由政府买单;即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绅商、民众;承诺决不秋后算账,决不妄杀一个反对铁路国有的川人。他甚至还建议朝廷下罪己诏,以平民情。

        

        现在看来,岑春煊的建议极可能帮助清廷化解与民间社会的对立,进而平息全川骚乱。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还被端方等人指责为沽名钓誉,意在攘夺内阁总理云云。岑春煊也正好顺水推舟,你不是说我沽名钓誉吗?老子还不干了!就此决不入川,要朝廷另请高明。

    • 于是全川各地同志军起,赵尔丰下野,四川军政府成立,端方带鄂军入川平乱,在资州被杀。而兵备空虚的武昌,终于在楚望台发生新军起义,武汉独立,各省纷纷响应,最终清廷退位,民国建元。
    •   武昌革命的胜利出人意料,连革命党人都感到意外。要知道,比武昌革命激烈百倍的太平天国起义,都未能击垮清政府的统治。清廷在剿灭太平天国政权之后,反而迎来了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不过,早在同治中兴之期,却有一个人预见了清廷的溃败。这个人是赵烈文,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僚。
    •  但是,百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清廷在辛亥年的溃败,又有其必然的道理。这个必然的道理,需要放入“官—绅—民”三角关系的框架中分析。官,指清政府;民,是社会基层民众;绅,则是连结官府与社会基层的中间阶层。在传统中国,“官—绅—民”的三角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框架结构,帝国也将它的社会控制机制建立在这个框架结构上,通过对“官—绅—民”关系的调节,维持社会秩序的平稳。
    •   当局在清末最后十年仓促推出的新政,本意是为了缓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但实际上,新政所牵动的利益洗牌,比如从地方收回财权,从绅民手中收回路权,却加剧了朝廷与地方实力派、立宪派的紧张关系,为日后的分崩离析埋伏下“定时炸弹”。
    • 当国祚传至宣统小皇帝手上时,清王朝最后一位强人——慈禧太后已逝世,接盘之人已没有慈禧那样的威信,帝国对地方、对社会的控制力如强弩之末,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谣谚:“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显示了清王朝的“气数”(政权合法性)正在受到危险的质疑。这类暗示清廷国运已终的谣谚,又很容易诱发清政府的反对势力“问鼎”庙堂的野心。而革命党、秘密会党对清政府新军的渗透,更是致使朝廷倚重的“枪杆子”也相信腐朽的满清统治气数将尽。结果,新军不但是打响第一枪的先锋,也是推动多个省份独立的重要势力。
    •   再从民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大体是一场局限于革命党、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的博弈,并没有全民动员,将社会民众也卷入其中。但是,我们注意到,除了以海外(主要是日本)留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作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会党势力,也是推动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是因为,在清末,随着社会日趋复杂化、官方控制力日益下降,地下会党也日渐活跃,并将他们的势力深深渗透进清廷的新军中。新军之所以对清廷失去效忠的意愿,当然与革命党与会党的渗透有着莫大关系。
    •  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合理但不合情,也未必合法。四川士绅先出于私利自保,后抱着公义动员大众。同盟会暗中策应,哥老会揭竿而起。一场混沌而必然的集体动员遂巨浪掀天。
    •   正午时分,孙武还在埋头工作,房间里到处散落着炸药粉末。革命党人刘同叼着根香烟上楼参观——当年的勇士们显然缺乏安全生产意识,这根香烟掉落的火星引发大火,烧伤了孙武的脸。另有一种说法是,孙武自己鼓捣炸药时用力过猛,擦出了火星。总之是出了事故,二人仓皇逃走。
    •   湖北新军一万七千余人,有三分之一是革命党,主要集中于城内的工兵和城外的炮兵,熊秉坤就是“工八营”里革命党的总代表。这年他26岁,已经当了七年兵,刚加入共进会不到半年。
    •   蔡济民脸上泪痕未干:“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同志,昨夜被抓,已经就义了。”

        

        熊秉坤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要作女儿态。今天下午三时出晚操,我们就动手。”

        

        蔡济民说:“军中已经警觉,所有士兵的子弹都上缴了。”

        

        这是个难题,两人商定分头行动,一面寻找子弹,一面动员更多的士兵起义。

        

        在发动群众方面,熊秉坤的说辞比较管用:“革命党名册已经被官府搜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何若反而死,死得其所也?”

    •   程正瀛,字定国,工八营普通士兵,那年26岁。这一枪击中了陶启胜的腰部,也让闻声赶来的熊秉坤大惊:七时未到,为何枪响?在革命胜利之后的1912年,熊秉坤给上级领导写的汇报材料里,这样描绘程正瀛开的这一枪:“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   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在意外和仓促中爆发了。
    •  程正瀛在哪里呢?早在1916年,他就已经死了,据说死于革命党的内部斗争。(
    •   因《苏报》上连续刊登主张革命的文章,引起清政府的震怒。但是《苏报》位于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清政府无法到租界抓人,只能通过上海地方政府到租界去起诉《苏报》和章炳麟、邹容等人。
    • 6月16日,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官员俞明震到沪。他与苏报案诸多人均是熟人,其中,章士钊是他在南京陆师学堂任教时器重的学生,也是他儿子俞大纯的好友。因此,俞明震明里办案,暗里劝散,纵容革命党人逃散。   

        

        租界巡捕房也有意庇护,多次传唤被告而不捕人。当时巡捕房的中国通、英国人濮兰德说:“你们只是读书与批评,没有搞军火吗?如其没有,官要捕你们,我们保护你们。”

    • 苏报案发后,章炳麟有意用自己和其他革命志士“相延入狱”来扩大影响,因此,得知自己在名列拘单中后,他并不躲避。巡捕到爱国学社指名查问时,他迎上前去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章炳麟还写书信让邹容也来自首。

        

        苏报案发后,邹容藏匿于虹口一外国传教士家中。据当时与邹容在一起的张继回忆:“太炎(章炳麟号太炎)被逮,余与威丹(邹容字威丹)居新闸新马路某里。太炎以书招威丹,威丹慷慨赴义,余亦不能留,且愿成兄弟之美。”

        

        章太炎后来曾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解释招邹容投案的原因:“《革命军》为威丹所著,仆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仆既入狱,非有威丹为之证明,则《革命军》之罪案,将并于我。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而威丹亦以大义来赴。使威丹不为仆事,亦岂愿自入陷阱者?”

    •  章炳麟、邹容到案后,两江总督魏光焘曾致信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要求引渡,但遭到拒绝。
    •  代表章炳麟与邹容的分别是英国律师博易和琼司。在律师的点拨下,两人改变了策略,都为自己作无罪辩护。章太炎坚持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他写给康的私人信件,邹容承认自己是《革命军》的作者,但称该书的印刷、出版与自己无关。他还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这些观点,“有了新的想法”,转而信奉社会主义了。
    •   经过半年的协商,租界当局与清政府终于达成了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判处邹容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晚清历史上的这起惊天大案最终草草了结。

        

        但邹容没有等到刑满出狱的那一天。监狱伙食差,他们还被迫做苦工,遭到狱警打骂。1905年4月3日,邹容病死于狱中,年仅20岁。死后,没有亲属收尸,上海义士刘三收其遗体,安葬于上海华泾乡野自家坟地中。 因苏报案,《革命军》大名不胫而走。上海大同书局印行的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各地纷纷以各种名目翻印《革命军》,并将之翻译成多国文字。

    •  辛亥革命早已远去,曾经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已经化为历史符号,虽被今人耳熟能详,但又不明就里。

        

        与此同时,很多文化精英,在各种书籍里和面向十多亿观众的电视电影里,花样百出地为帝王唱赞歌,美化一个主子和一群奴才的故事,还要“问天再借五百年”,为帝王招魂。虽然我们反对泛政治化,但即使娱乐也还是该有底线的。

        

        有一种淡忘叫耳熟能详,有一种冷漠是高唱赞歌。

        

        因此,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似乎有必要离开宏大叙事,拨开遮蔽望眼的浮云,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基本常识。

    •   我们理当继续秉承他们的初衷,切莫将路标当成目标,将附丽当成本体,切莫架空历史,自毁理想。
    •   袁世凯向来对蔡锷有所忌惮,认为他“有才干,但有阴谋”。在“民国四杰”中,袁世凯对蔡锷最为另眼相看:“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   事实上,从1913年9月入京,到1915年11月离京,蔡锷正是在与一步步走向称帝的袁世凯暗中对弈。

        

        在护国战争尘埃落定之后的1916年10月,蔡锷在为纪念《盛京时报》出版十周年所题的祝词时,借用了老子《道德经》中的话:“知其白,守其黑。”这也正是他这两年隐藏在声色犬马之后的真意。

    •   作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却反而在8月25日约集“军界要人会议”,首先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在梁启超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在北京四处称:“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

        

        但事实上,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15日,蔡锷就搭乘晚车前往天津,找梁启超密商。此后,差不多每周都去。在他终于能托病离开北京之时,他的第一站同样是选择前往天津,与梁启超会合。

    •   23日,蔡锷和唐继尧共同署名,向袁世凯发出了著名的护国战争第一电——“漾电”。这已是最后通牒:“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   12月25日,唐继尧和蔡锷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誓师之时,蔡锷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 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画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者,奉以周旋,下以侥福于国民,上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

        

    • 蔡锷的立场和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当年之所以反对武力讨袁,是因为讨袁将直接挑战共和法治;后来之所以高举讨袁义旗,是因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已经是共和国的叛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卫士。

        

        由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打的是这样一场硬仗,是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保卫战,是历史前进与倒退的一场争夺。蔡锷堪称保卫共和的元勋,是共和国的再造者。正是由于蔡锷领导的那场护国战争,才使得后来想当皇帝的人无一胆敢公然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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